继《数据安全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实施后，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基础性法律体系建设持续推进。国家数据局《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》明确提出加快推进《数字经济促进法》立法进程，标志着我国将以高位阶立法形式，构建数据要素流通、数字产业发展、数字治理现代化的顶层制度框架，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，也为文化数据确权、流通、保护、利用提供重要法律坐标与政策窗口期。

此次立法进程释放出三大关键政策信号，直指数据要素治理核心问题：

其一，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，明确数据生产、归属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规则，界定数据主体权利边界，破解数据确权难题，为数据资产化、资本化奠定法律基础。

其二，完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，明确政府数据开放范围、授权条件、运营模式、收益分配、安全管理，推动公共数据合规有序开放利用，释放公共数据价值红利。

其三，探索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机制，在维护国家数据安全、文化安全、主权安全前提下，鼓励地方探索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，支撑数字经济开放发展。

在数据要素治理体系中，文化数据具有特殊属性与双重价值：一方面，文化数据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生产要素，具有显著经济价值，可驱动数字文创、数字内容、文化科技等产业发展；另一方面，文化数据承载民族文化基因、历史记忆、价值观念、精神内核，关乎文化传承、文化创新、文化安全、文化主权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、社会价值与战略价值。

文化数据的特殊性，决定其确权、流通、保护、利用机制不能简单照搬商业数据、政务数据规则，需平衡多重复杂关系：既要推动数据开放流通、价值释放，又要保护文化遗产、版权权益、人格权利；既要鼓励创新应用、产业赋能，又要坚守价值底线、文化立场、安全红线；既要对接国际规则、开放合作，又要维护文化主权、自主可控。如何在流通与保护、开放与安全、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，成为《数字经济促进法》立法与文化数据治理的核心难点与关键议题。

共创计划认为，文化数据治理不仅是技术问题、法律问题，更是文化问题、价值问题、战略问题。共创计划在研究与实践过程中持续生成大量文化数据，包括讨论记录、观察笔记、案例分析、共创成果等，这些数据的权属界定、权益分配、开放共享、安全保护，既是政策研究议题，也是共创实践必须回应的现实命题。在数字经济法治化进程中，文化数据治理规则的构建，将深刻影响数字文化生态走向、文化创新活力、文化安全格局，值得学界、业界、政策界持续深入研究与对话。